枕河

十二岁那年的暑假,我替人坐前台,店里来了一个尤其胖的客人。

我当时沉迷于画画,替人做事很不上心。后来才知道,这是店里的常客。姓薛。薛先生很和蔼,见到我替我小姨父值着班,也不多问,将他的单子报给我。那是一套齐全的男式礼服,外套,衬衫,马甲,长裤。我替他拿出来,他一边接电话,一边就拎走了。三天之后,我趴在桌子上拨拉一枚硬币大小的白色袖纽,听见有个女孩儿的声音从我头顶上传过来:

“不好意思你醒着吗?”

她声线轻细,说话带一点绵软的气,我突然觉得很困,把头往胳膊里一埋,说:

“我们这儿不做女装礼服。”

她没再和我说话,在前台站了大约有半分钟,然后径直往后边工作室走过去,我被那半分钟推进了流沙一样的倦意里,迷迷瞪瞪地反应过来要拦的时候,我小姨夫已经从后边匆匆地走了出来。他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同那小姑娘说:

“您稍等,应该是在楼上,我去拿下来。这一套拿错的您沙发边上放一放。”

我挠着后脑勺看她稍显局促地贴着扶手坐下。那是十四岁的薛纯懿,穿着一件苍绿底的碎花裙子,裙摆到踝,坐下就拖地,上边细碎的黄色小花纹点,像是一碗撒了花生碎的绿豆羹。她白而且瘦,左边的眉毛已经比较黑,右边的还显然淡一点,整个人像是被那件颇具年代感的旧式裙子吃得只剩下一颗头与一双手臂,手肘上有两个对称的蚊子包。

我拿错了她父亲的衣服。不晓得为什么换她来调换。总之我很歉疚,于是我把袖纽揣进兜里,换出几颗薄荷糖放在桌上,自以为落落大方的问她:

“你要吃薄荷糖吗?”

她不答,反问我:

“你们这里真的不做女装吗?”

我语气茫然地说,不做啊。她站起来,从那套被我误拿了的西服里剥下那件马甲披在身上,问我:

“不好吗?”

我更迷茫。我说:

“那不是你的,你把它放着。”

她又看了我一眼,穿着那件颇为滑稽的衣服走到楼梯口,朝楼上喊:

“抱歉啊,能找到吗?——我要的那个?”

最后我们也没有找到薛先生的衣服,也许是又被我错给了第三个人。我小姨夫再三道歉后承诺一定会解决,并在薛小姐来店次日,将我强行地遣返回家,我躺在床上吃薄荷糖,最后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把口袋里那枚纽扣也衔在牙唇之间吞吞吐吐。

我醒着吗?我想,我是醒着吗?

我见到盛叶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美人。

那天太阳很大,她披了件长纱衣,跨在自行车上逗邻居家的八哥。当时一瞥之间,只觉得她五官端正简净,仪态爽气大方。直到后来,我见到一个面容绝肖她的人,那张脸上透出令人厌腻的丧败,微仰着脸走上坡,当下流行的眉型眼妆唇样子,在那张怎样画都成的脸上画了一个全。

我目送那年轻姑娘趿拉着鞋远去,方才知道,跨在自行车上的盛叶是个美人。



我可以说那是一种瞬时的扑捉。——于上世纪的尾巴,会被人认为极其新奇惊艳的,回头,只见背影:

仙姝啊。

但到了今天就已经是一种略微的陈旧,从橱柜里翻出来的一条旧日的长裙,依然写着当时最繁华的城市有多么张扬游曳的审美。但它对眼下的这一秒,有一种睥睨的距离,也就不再是贴身的温软之物。

他穿着和前几日相差不大的一件淡绿衬衣,扣着顶帽子,戴了平光镜,饶有兴致地蹲在路边看花坛里开得正好的粉蔷薇。

我凑过去同他打招呼,却发觉他竟然是在出神的。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那朵花开得甚好,花瓣饱满,线条柔软,浅鹅黄的蕊里,死着一只蜂。

我一时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齐循回过头,看见我,眼睛亮了亮,旋即微微一眯,手指撑了撑地保持了平衡。他扶着额头站起身来。

“早上好啊。”

学校的闲置交易群看到一句话:

“果酱、台灯已出。”

单拎拎看真是可爱。

我可以尽所能地善待别人,很少有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齐循对我说,我听着,一面惊羡于他使用刀叉的娴熟自如,他背后的烛台上插有一支没有点过的工艺白蜡烛,但他简直是比它更光洁完美的艺术品。我瞬间懂得了我侄女写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他简直整个是一个比喻句。

“除了一类人。”

他撕开糖包,倒在杯里:

“觉得成为第二个我就是一种美好未来的人。他们会告诉我,'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我能把眼前这个'半成品齐循'亲手做成成品。”

罗宋汤从我无聊的勺子里鲜红鲜红地淌下去,像齐循的声音,他在笑:

“——谋杀啊。”

关于贺夫子这个叫法,他与殷佩之、文琦元聊起的时候,脱口而出其实也并不艰难:——我先走了,夫子叫我去搬一下五三;我刚从夫子那儿回来,什么事吗,噢这道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选D,你可能要去问一下——

但他一个思索,又不时会缓缓说出一个“贺老师”。

他身边的一些少年,拼了命地希望同自己敬慕的师长亲切,但这是他已经不指望了的事情。陶政秋只喜欢听贺平洲讲课,高中的历史课本其实过完一遍就全靠自己温,老师上课大可以讲一些书本外的事情,贺夫子亦讲,然他语调温平缓慢得如一碗半凉白开,下面睡成一片,贺平洲照讲不误。陶政秋独独睡不着,那声音会勾起他一些极远极抽象的旧事记忆:病房特有的气味,他刚挂完点滴,他的父或母在睡前洗一次手,然后将灯熄掉,外面救护车的声音很淡,唯一的图形,“第一医院”四个大字鲜红。

那些缠绵病榻的日子,让他在这个年纪就不那么热衷于得到什么东西,反倒是怕得来了受不起,因为他不知什么时候就明白了,分离是注定的,永铭是无望,记忆会像病痛一样消失,因此镌刻的企图也只是怀着深情的徒劳。他并不是假正经给旁人看,没有必要,只是由衷地,不愿同任何注定要分开的人很亲昵,尤其是贺平洲。既然是学历史,二人都知道时间是什么,他们迟早也要被洗得一尘不染一毫不剩。

贺老师仍然愿意在他们身上花时间,陶政秋每一次撞上贺平洲的眼神,都觉得一种是一种此生偿还不上了的善意,谢谢,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谢谢,谢谢,谢谢。

他被杀死在相框里,在通缉令,在绳索,或者在哪一块黎明的青砖上。正如他的死亡一样。他们。

哪一天若我行凶,绝不再苟活一秒。

今天在大巴车上,有一个小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唱歌,不带停地唱了一路的儿歌。不是说站起来讲我给大家唱个歌,而是就那么开始唱。

其实在我的印象里,小学时候儿童的嗓子要是真好的,那远要脆亮利落。但是满车都在夸这个孩子,说她一听就不一样,普通小孩根本没有这么好的嗓子,有人问那个孩子:

“你是天才还是努力呀?”

小孩子说:

“老师说我是天才,还很努力!”


一帧·片段

那年十月十八号下午,我店里来了个客人。

那天下午,外面风很大,有个男学生到我店里来。这个人我有点儿印象,大概有读三年级了,人有点腼腆,花钱看起来节俭,但其实很不在乎,学校边上的咖啡馆,他是常客,很熟练地点咖啡,然后掏了会儿口袋,不知道第多少次要了一副耳机线。我结账的时候笑了笑,他也笑,却问:

“一乐哥你笑什么?”

我听出来,他语气里有一种憋着话一样的不安分。外面不热,他的脸却很红。店里没有别人,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一乐哥,我喜欢上一个姑娘。”

我问是什么样的姑娘,那小男生的眼睛就很有趣地眯起来,像是有人拿一根痒痒挠从他后脖子伸了进去:

“黑长直吧?脸…我没看到脸。声音,就怎么说,软软的,又软又轻,调子很平。…在图书馆看书,就,她坐这儿,我在这儿,我就听她问了两个问题。”

我做出感兴趣的表情。他数个钟头前派了大用场的耳朵根儿一下子红起来:

“她问,吉光片羽,是什么意思,过了一段时间,又问,拉康是谁。”

恕我直言,这两个问题我既答不上,也听不出什么玄奥,我面前这位,红着耳朵低头去拨拉咖啡杯里的奶沫:

“她男朋友都没理她。”

他好像完全没概念自己在说什么,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声音像做梦一样打着飘:

“就,她上楼的时候,脚上穿着那种有跟的靴子,她就把那个鞋中间的地方,啊,这样,卡在那个,楼梯的棱上,上楼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喝了一口咖啡,好像被苦到,眼眉鼻根皱起来:

“…啊,要是她一直读大学,泡图书馆,不毕业多好。”

我道:“你快毕业了吧?”

“开什么玩笑,我大二,”

他道,又喝了一口咖啡,痛苦而滑稽地咂着舌尖:

“啧,她手上还是思修。…我也可以留级。…哎呀。”

那天晚上没来别的客人。我挂了打烊牌,破天荒地允许打工的小女孩Zoey在店里吸烟。我从前一向来喜欢Zoey这样的姑娘,烫着一头淡褐精致的短卷儿,虽然打工,家境其实非常好。做事情很伶俐,但不是过苦日子的人家那种老练,大方又会讨巧,会自己凑过来跟我聊天:

“哎,康老板,哎,刚才我在里面听到了。”

我噢了一声,冲她笑了笑,她把烟头扔掉,转身靠在柜台上,往收银盒里放了张纸钞,然后从冰柜里拿了个马芬吃起来:

“嗳,不会是遇上个诗人了吧?”

我眯起眼睛呵了一声:

“保不齐的事情。——他们眼睛里,店老板怕不都是哲人吧。”

Zoey大笑起来,说中学生作文老这么写。我倒是没印象,咳嗽了两声,将汇总簿子扔上柜台,拿了只杯子去倒茶喝。Zoey收拾了东西要下班了,往身上喷香水盖掉烟味,其实盖不掉,我没说,看着她推开玻璃门走出去。

门关上之后,店里一下子安静了。我把灯关掉,往楼上走。我住在楼上。迈上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其实,我很盼着那胡说八道的小男生再来。